【转】当我们活在喷子和政治正确者的夹击中
《知识宪法：保卫真理》 （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
作者：[美] 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
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本书阐释了“知识宪法“的规则体系，并分析了它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冲击。乔纳森·劳奇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最近几十年，数字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泛滥的信息使得真相越来越难以辨别。通过刻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发动信息战，日益成为公共领域的常态，这不仅造成了公众的认知混乱，也催化和加剧了社会分裂。
如何让人类的心智和社会秩序免受海量信息垃圾的干扰和摧残，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20世纪著名诗人艾略特在《岩石》一诗中所云：“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
美国学者劳奇在《知识宪法：保卫真理》一书中指出，上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认识论，亦即社会对于如何识别、保护和发展客观真实的知识达成某种公共标准。
这是每个国家和文明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历史上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诉诸神谕、圣典或君主的权威，这意味着通过独裁或暴力来制定并迫使公众接受对于客观真实的判定标准，是保守封闭的传统社会的常态。而当 15 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从欧洲开始，人类社会出现了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宗教战争。作为回应，知识阶层开始接受一个激进的想法，拒绝神谕、圣典和君主的权威，将客观知识的公共标准交付到一个分散的、遍布全球的社群网络手中，通过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识别客观知识的规则体系—劳奇将其称为“知识宪法”。
虽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知识宪法同样有它自己的制衡机制（同行评议）、分权（专业化）、管理机构（科学协会和专业机构）、投票（引用和确认）。知识宪法有两条基本规则，第一条规则是言论自由，任何假说都可以被提出来；第二条规则是，一个假说只有在经受住了质疑和批评的考验之后，才有资格成为知识。如果它在未来被新的质疑和批评推翻，它就不再是知识。这很像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这里的“求证”永远向着被证伪的可能性开放。
遵循知识宪法的社群网络不限于学者和科学家，还包括新闻界、法院、执法部门和情报界等。所有以证据为基础的职业都需要测试和论证相互竞争的假说，其成员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也对其他成员负责。
知识宪法的成果是惊人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有效地组织海量的头脑来解决海量的问题，它造就了爆炸性的知识增长；其二，通过促使人们用证据和论证来说服他人，它结束了通过驱逐和迫害异端来达成社会共识的做法；其三，通过允许每个人都参与到建构知识的进程中，它推动了知识多元化和思想自由。
知识宪法的天敌是“troll”，这是一个近年来英语中的流行词，其原义是“巨魔”，现在主要意指在网络上发表煽动性、挑衅性的信息，以激起混乱、争论和他人的激烈反应，引起他人注意的人或行为，中文的对应词是“喷子”。普通的谎言和宣传试图让人相信一些东西，但喷子的目标是让人不相信一切。喷子不仅传播假新闻，而且攻击真正的新闻，并诽谤真正的新闻来源，他们释放大量的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信息，蜂拥而上，堆积如山。喷子不需要考虑说服力，也不需要考虑任何比表面上的可信度更高的东西，它只需要令人上瘾。像病毒一样，它所关心的只是复制和传播。喷子是反社会的，拒绝任何建设性的目标。它所做的就是散布混乱，破坏信任，让人无法确定任何事情是真实的，也无法确定任何人是正确的。
劳奇指出，为了理解喷子的认识论，可以把知识宪法想象成一个漏斗。在宽广的一端，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提出数以百万计的假说，只有极小一部分会被证明为真。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分布式的试错过程来处理这些假说，只有极少数能通过漏斗的窄端。在那里，往往几年后，一种社会阀门会将幸存的假说纳入知识的典籍。成功地将一个假说带入典籍的人，会获得声望和回报；那些遵守规则而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人，会作为知识社群的一员赢得尊重；那些藐视规则的人则被忽视。
知识宪法的平衡很重要。为了保护漏斗的宽端，不允许审查，人们不论提出怎样的假说，都永远不会被定罪。同时，为了保护漏斗的窄端，需要规范影响力。游谈无根的假说总是被忽视。你可以相信和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是，如果你的假说没有经受住他人的核查和测试，或者你不把它们提交给他人评议，你就不能指望其他人发表、关心，甚至注意到你的想法。达成这种平衡是很困难的，需要大量的隐性社会合作。知识宪法既需要高度的宽容，也需要高度的纪律，而这两者都不容易实现。
喷子的特点就在于坚持认为所有的事实核查者和假说测试者都是假的，从而诋毁社会验证现实的可能性，为无序的信息泛滥打开了大门。通过海量散布谎言和虚假信息，他们不仅混淆是非，而且捣碎了辨别是非的标准，用混乱的信息轰炸夺取公众的注意力并劫持公共对话。
知识宪法的基本规范是：客观真实的知识是存在的，对客观知识的追寻需要经过社群网络的认证，没有经过测试的假说不是知识，等等。喷子违反了所有这些规范，他们嘲弄真实，泼脏水，毁坏认证，嘲笑测试。知识宪法的拥护者会捍卫他们的价值观，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会“喂饱”喷子，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让喷子加倍攻击。这在数字化时代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首先，社交媒体为虚假信息创造了一个超低成本的传播平台。动员由人类和机器人组成的喷子大军很容易，也很便宜。在美国，只要花几百美元，任何人都可以买到成千上万个足够老的、看似可信的社交媒体账户，或者数百万个电子邮件地址。此外，通过使用在开放网络上广泛提供的廉价众包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雇用大量“作家”，他们可以帮助大规模宣传任何信息或意识形态。
其二，软件学会了入侵人们的大脑。复杂的算法和细化的数据允许对信息和图像做细微的调整和定位，令绝大多数人难以辨别真伪，从而被洗脑。未来很快就会出现武器化的人工智能宣传，为特定人群定制虚假的内容，并由成群的机器人传播。
其三，点击率经济创造了一种商业模式，使得虚假信息可以盈利。Google、Meta等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将页面浏览量货币化，从而使任何能产生点击率的东西货币化，而无须考虑其是否符合真相。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也崩溃了，由于准确的报道的制作成本比虚假信息要高得多，真实新闻的经济优势消失了。
最后，政治人物乃至国家机器将喷子武器化，他们与自发的喷子和机器人互相复制和提示假新闻，从而刻意创造回声效应，令社会彻底迷失方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典型的喷子。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他在4年总统任期内在公开场合共计说过30573条谎言。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之前，作为一位投机商人通过操纵记者、出演真人秀节目等等磨练了几十年的技能，他在政坛的名声始于他在2011年多次公开质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并非生于美国，因此并非美国公民。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但是特朗普就是用这种方式收割了第一批政坛拥趸。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通过散布耸人的言论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的竞选顾问班农宣称：“民主党人并不重要。真正的反对派是媒体，而对付它们的方法就是用垃圾淹没之。”劳奇指出，这个说法很粗糙，但是对于现代信息战没有比这更简洁和准确的概括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很清楚如何利用数字时代的传播技术给公众洗脑，这是导致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知识宪法的规范和程序可以使虚假信息和荒诞不稽的假说边缘化，不会破坏科学和社会，但它没法使美国总统边缘化。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可以制定议程并主导新闻，可以把白宫变成一个谎言工厂，可以在他完全捏造的说法的基础上召集一个公共委员会来从事捕风捉影的调查。特朗普及其宣传机器撒谎，目标在于剥夺公众区分真伪的能力，当社会不存在共同的事实之时，民主制度便无法运作，美国民主陷入危机，从而方便特朗普独揽大权。
喷子能取得胜利吗？劳奇指出，喷子是一群乌合之众，而知识宪法有机构。创造知识是一件专业化和结构化的事情，需要时间、金钱、技能、专业知识和复杂的社会互动。虽然任何遵守规则的普通人都可以添砖加瓦，做出贡献，但就其本质而言，知识宪法的核心是专业网络。要成为一个有素养的专业人士，需要多年的培训和文化适应，这只有机构才能提供。喷子的网络是群龙无首的，这使得它们能够自我组织和持续存在。它们确实有一些机构节点—例如特朗普当总统时的 Twitter 账户—因此有能力搞出许多事情，但是围绕知识宪法所建立的专业社群的制度化程度是喷子网络难以望其项背的。喷子一直无情地攻击这些社群的核心机构，希望公众把专业学者和记者当成兜售个人偏见的骗子，而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已经在迎接挑战。
例如，美国主流媒体没有被特朗普史无前例的民粹主义攻击吓倒或阻止，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传统媒体的订户和公信力有所跃升，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反而加强了媒体揭露真相的决心。美国的法院和执法部门也作出了坚决的回应，司法系统以不受干扰的专业精神开展工作，以违宪为由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行政命令，这让白宫感到非常沮丧。
新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它们缺乏传统媒体长期发展起来的深厚的机构文化和防御措施，让喷子和机器人抢占了先机。幸运的是，Google 和 Meta 等行业巨头已经宣布了它们对知识宪法的承诺，称会将假新闻降级、剔除机器人，并阻止滥用行为。
在当今美国社会，喷子体现了右翼民粹政治对于知识宪法的践踏，与此同时，左翼民粹政治从另一个角度对知识宪法发起了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呛声文化”（Call-out culture）。
呛声文化又称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意指网络时代的一种社群抵制行为，即举报某人或某节目不符合自己认同的政治正确，从而发动舆论讨伐，将其驱逐出原有的社会关系或媒体平台，从而使其“被取消”。
劳奇强调批评与呛声之间的区别：批评的目的是参与对话，找出错误；呛声的目的是污名化对话，惩罚犯错者。批评关心的是言论是否真实；呛声关心的是其社会影响。在美国社会，左派的呛声文化通常都是针对那些带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色彩的言论，似乎是占据道德高地的正义之举。然而，在呛声文化的影响下，一种最初并不代表共识的少数派观点，可以先貌似处于主导地位，然后实际上成为主导，这是因为持反对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选择了沉默，从而用“沉默的螺旋”取代了公开辩论，结果就是形成虚假的共识。即使最初的少数派观点不无道理，虚假的共识所造成的恶果也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说知识宪法好比一个漏斗，那么喷子破坏了漏斗的窄端，呛声文化则破坏了它的宽端。劳奇指出，知识宪法不允许把由言论引起的批评、冒犯或情感影响等同于身体暴力，也不认为可以为了保护某些人的情感不受伤害而阻止另一些人的言论表达。对于任何误导的、煽动的、亵渎的和偏执的言论都应当容忍和保护，允许它们进入漏斗，对于它们的边缘化和淘汰应当是通过知识宪法自身的规则系统，而不是通过政治化的呛声。
回顾历史，知识宪法作为不成文的规则体系，引领人类走出蒙昧和盲从，实现了高效的知识增长。在数字革命导致信息泛滥、反智主义兴起的今天，维护知识宪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